瑞典作为斯堪的纳维亚三个国家之一，很少进入中国公众的视线。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福利体系和最近的欧洲难民危机时，瑞典则具有十分复杂的形象。这个人口970万，与北京东城区常住人口相当，在二战中保持中立的国家，在国人的心目中既是一个“天堂”一样的福利国家，又常常被人们当做“社会主义”业已实现的理想。

六月中旬，笔者受瑞典企业家论坛的邀请，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中瑞经济问题研讨会。摆脱北京的酷暑难耐和沉沉不散的雾霾，海滨城市斯德哥尔摩的海风清新纯净，惬意怡人。

对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印象是，物价真高：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出租车固定单程票价竟要670多克朗，地铁单程票价37克朗，24小时票价为110多克朗。人民币和克朗将近1：1兑换，而《经济学人》报纸用于平均比较世界各地的巨无霸汉堡（Big　Mac）指数则显示，瑞典物价是中国的三倍左右。空闲时间去逛超市，日常商品价格也确实与中国的同类商品价格乘以三持平，甚至超出。一份欧盟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瑞典的食品和非酒类饮料价格高居第二位，平均价格达到欧盟成员国食品平均价格的124%。 排名第一的是连斯德哥尔摩居民都达成共识的丹麦。

与高物价相应的是高收入。瑞典的人均GDP达到46000多美元，是中国水平的6.8倍。瑞典居民可支配收入为每年18000多美元，位列全球第三，是中国香港水平的两倍。由于采用累进税制，居民收入越高要缴的税越多，根据当地人的说法，瑞典很难产生很富有的人，也很少极端贫困的群体。依据亮度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瑞典仅为0.25（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位列全球180多个国家中的第12位。瑞典老百姓对富人的生活也同样充满好奇，也难怪朋友一再强调，要我一定要去参观一下海边的哈瓦立博物馆，那里是瑞典富豪Wilhelm　Heinrich　Kempe伯爵女儿的住宅，现在是一家按照伯爵女儿生前陈设原样保持的博物馆。

每与瑞典学者说起中国人对其“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们总要十分严肃地纠正：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没错，这是个以私有产权、市场经济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与其它我们所熟知的发达国家不同，瑞典是典型的大政府。庞大的公共部门在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中国不同，瑞典的国有企业屈指可数，完全不能与中国国企相提并论。自上世纪社会民主党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政策，使瑞典走上福利国家道路以来，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震荡，和近两年的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影响，处于政治光谱中右的四个党派联合组阁，瑞典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少数政府对国家前景也有新的想法。据声誉研究所（Reputation　Institute）最新公布的报告，瑞典连续两年排名全球第三“最具声誉的国家”，这可以视作为瑞典对外国投资人的最有力背书。

会期结束后的一周假期里，我住到了一个当地朋友的家中。位于老城西北的Sundbyberg区不足百平米的两居室，环境安宁，却要付18,000克朗的月租金。问及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收入，高税收之余，仍足以应付优裕的生活。问起他对瑞典政府处理难民问题的看法，他大发抱怨：没错，三十好几的叙利亚难民自称未成年，政府仍要以未成年的礼遇待之；难民非礼志愿者，并不见惩处；移民不受当地法律约束，当局却无所作为。我说那还不是因为你们是移民天堂，匈牙利首相只能说他们不欢迎难民“过境”，而你们却不能说不欢迎难民来“定居”。在全球化的时代，人口但凡有一点移动的自由，就会抓住这种自由，移民到更让他们感到幸福的地方。“背井离乡”自古皆然，对幸福的追求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说起来，瑞典的法治排名全球第三，这种制度自信自然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

瑞典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毕竟完美是不存在的。瑞典社会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移民安置和包容问题、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问题。在这样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里，人们丰衣足食，有闲暇关心艺术、慈善和创新，这都是可资我们学习的。

本文原刊于《经济观察报》2016年8月1日第7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