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Elon Musk的演讲，都觉得这个人已经超脱人类的范畴了，看他生孩子的速度，差不多要奔着组团进军太空的目标去了。从互联网泡沫中幸存的几个硅谷投资人，都有些不合时宜的抱负，像谷歌的Larry Page把精力都放到长生不老上，Bill Gates则关注解决人类面对的疾病和传染病，Peter Thiel近些年都在宣扬对AI和大数据技术滥用会造成灾难，而今天占据媒体头条的Musk则全副身心烧钱去太空、去火星。我不敢想象，如果乔布斯还活着，我们能期待什么，或许是最终战胜癌症。

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们确实很脚踏实地，把钱都花在能产生更大回报的地方，养猪的养猪，开学校兜售成功学的兜售成功学，或者躲在人们的注意力之外，继续做着为虎作伥或者助纣为虐的勾当，枉费那金闪闪的海外名校学历和人们的期望。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讲，我们无权要求别人做什么，刘特佐吭哧吭哧机关算尽，从马来西亚政府手里骗走几十亿美金，或许会有人觉得那是本事，也未见得。从最近瑞幸咖啡的始作俑者深陷丑闻，或可得一孔之见：一个为逐利而逐利的企业家和公司，可能会因为商业环境和制度环境赚到钱，却难说对人类社会能有什么积极贡献。

这样说的原因，远了可以讲到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向来以器物性压抑创造性的封建社会，没有给四大发明提高生产力的更大空间。每次看到Age of Invention的简讯，我都深感不安，不是我们没有创造力，而是在不鼓励创造力和理想主义的环境里，真正的创新要么枯竭，要么被窃，要么遭禁，要么，在别人的手里发扬光大。四十多年来，改革和开放并提，其实决策者很清楚，开放就是改革，开放是双向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本身就是改革的内容，打破的条条框框在开放之前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打破的必要，以至于今天，人们对开放仍然持一种口不对心的态度，怕引进来洪水猛兽，以外国门之外虎狼丛生，却不知道一个封闭的中国根本没有在世界上与别国竞争的能力。

我们能想到的中国的企业，看它们创始人的故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为了生存。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企业家们，最朴素的想法是，既然没有铁饭碗可捧，只好创业，只要混口饭吃就行。这也导致很多现在已经体量巨大的企业，仍然没有摆脱活着就行的最低要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太多，市场环境的交易成本过高，行政干预过大，财税负担太重，人才素质不足，以及最根本的，产权制度和法治环境不健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创业，这是很多企业家的苦痛过往，甚至也是他们此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心怀星辰大海，指望某天也能以“中国创造”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这实在是痴心妄想了。

为了满足很多善良人的虚假期望，确实有富于创造力又对形势认识精准的人出现，一方面迎合了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迎合了资本市场逐利的本性。于是，远的我们还记得在全国推广“水变油”的发明家，近的我们也还记得“水变氢气”的青年汽车，和“下周回国”的贾跃亭。退一万步说，他们本心是真诚的，就像相信能战胜MMA专业选手的太极拳宗师，他们融资的手段是符合法律法规的，就像引爆对中概股公司集体审查的那杯咖啡，甚至，有人说如果Musk没能成功把火箭送入太空并回收第一级，他也不过是个“大忽悠”。然而，为了证明自己不够那么好就天天宣扬别人的败绩和不堪，难道这样我们自己就变好了吗？不从根子上找原因，不把培育创新的土壤准备好，指望动动嘴皮子，画画地图或者编造几个新词，创新能力就有了吗？

星辰大海在等着我们，但愿这个曾经“片板不许入海”的国家已经真的不再像五百年前那样害怕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