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中国武汉新冠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的同时，WHO的总干事谭德塞则在中国之行后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表示赞赏。巨大公众健康危机面前，“封城”、自行隔离、延长假期、释放流动性我们都受的，赞扬更没什么当不起的。但是，世卫组织的赞扬起码在不断上升的疑似、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字面前是不够的。

就在几周前，北京连续出现的两起杀医、伤医事件，在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后，很快因为源自武汉的疫情爆发而失去舆论热度。但，即便是在全民协力、官方与民间联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又一个舆论爆点之间，听闻确诊病患以不人道方式伤害一线医生的暴行。媒体的大标题写出“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医生？”让人不禁冒出个疑问：上一次听说医患关系紧张，还是二十几年前。

我有个朋友是医生家属，因为上手术，下班时间常常到午夜时分。每次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哥俩儿会电话聊几句，他往往都是在医院附近的24小时超市或者咖啡厅等着下班。有次打电话，捎带说了句“你嫂子今儿让病人打了。”匆忙挂电话去接人。后来告诉我，手术结束，病人从麻醉中刚清醒过来，情绪激动，理智失控，就跟一帮救命恩人上演了全武行，后来是被绑着束缚带送进病房的。以前觉得儿科医生不容易，又觉得治疗慢性病的医生不容易，后来发现耳鼻喉科的医生也很值得同情，到现在为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捏一把冷汗，朋友感慨了一句，“医疗体制的成本都由医生来承担了。”我深以为然。

如果跟七十年前比，我们的医疗体系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送了瘟神，战胜了血吸虫，新生儿死亡率降到历史最低，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是，以前那么多得“急病”死的，现在原来可以有那么多办法药到病除或者延长寿命。老家农村的很多老人常常抱怨，“怎么现在那么多病呀，以前也没听说过。”可不是，以前医疗水平低，不光病人没听说过，医生恐怕都没听说过。

只要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医中药存在一天，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医疗是个私人物品，是个有买有卖，买不起可以由医生决定救济（送医送药，此之谓“悬壶济世”）的买卖。既然是买卖，那就要符合市场交易的规则。如同所有市场交易一样，政府总要“无利不起早”的横叉一杠子，形式和干预水平各有不同，从研发管制，到流通环节的垄断，到医疗保障机制的“全覆盖”，走到极端，就是曾经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向往的“古巴模式”：政府百分百保障医疗服务的供给。但就像所有的极端都难以在现实中长久，在一个所有东西都标榜免费的地方，往往什么东西都买不到。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武汉疫情的爆发是个偶发事件，但却不是第一次发生，甚至都不能算是第二次发生。但这次发生，我们仍然没有准备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解放军很少让我们在天灾面前失望，但这次的危机，严峻和复杂已经超出一般预期。在我们各自隔离在家的同时，我们最可敬佩的白衣天使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与他们同样可贵的还有忙碌而默默无闻从事物资保障工作的人们，他们是捐赠人，是志愿者，是医护人员本身，是临危受命的民企。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达一线，但物资永远不够。同时，有关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厂家开足马力复工复产的消息也不能让人们放心，因为，疫情面前有防护需求的远不止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十几亿普通人。在这个突然产生的巨大的供需缺口面前，“世界工厂”也产能不足。

在终南山院士八十几岁高龄仍不得不站到第一线的今日，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在这个很少提倡“个人英雄主义”的集体主义社会环境里，为何出了那么多悲剧感十足的“逆行者”？我们为逆行者喝彩，他们是好样的，但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愿见到越来越多的逆行者，更不应该期待成为这样的逆行者。他们实为为社会体制性扭曲付出代价的人。负重前行者，为众人抱薪者，实在不应该这么多。

再说几句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能。在防控疫情方面，这个国际组织的功能首屈一指。任何国际组织在全球化的今天都承担一个超国家大政府的部分职能，或强或弱。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在执行委员会大会上制定当年的全球卫生议程。人少资源有限，而全球性的健康卫生挑战则日益加剧。那么这个组织能够做的事情就要有所侧重。在我看来，知识和最佳实践的分享、跨国标准制定、国际救济、体制改革经验传播，以及应对突发卫生危机的全球协调，这才应该是WHO的主要任务。

几年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我国医疗制度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我们在进行国别体制和实践比较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原因正是那句“国情不同”，不能一把尺子量变天下。而世卫组织在这方面研究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迄今为止，成就有限。或许是WHO因为连年增长的预算而开始有了更大的野心，也开始涉及交通安全和青少年暴力等本该由各国自行处理的议题—这也是公共治理中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的要求，即决策由尽可能低的治理层级来做，因为基层更了解情况。这种关注点的涣散可能会葬送了这个国际组织的信用和重要性。

与很多国际组织所表现出的“大政府”倾向一致，WHO也先天有帮助各国政府扩张政府职能的偏好，这就大大背离了市场原则，也即，交易由参与交易的双方自行其是，不应受到非交易对象的干涉。而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者、裁判，本来就不应该参与到交易中去，下场踢球，也即中国古话讲的“官不与民争利”。WHO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引发争议。药品的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领域，原因在于，药品的研发成本高昂，不以这种一段时间空间内的排他性制度安排保障研发者获得回报，会阻碍创新。新的疾病出现了，却没有人有研发新药或治疗手段的激励，用大白话讲，赔本的买卖，是不会有人做的。如果有，那必然是要在别的地方获得补偿，比如，声誉，地位，尊重，或者换个时间报答。

一条朴素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使绊子”，从个人经验而言，当面夸我的人，我都要格外留心他可能要害我、要求我，或者是在拐着弯儿地讽刺我，只是我没听出来。于是，我查了一下世卫组织网站上的历年成员国摊款报告，发现中国的出资排名从2016-2017年的第六名、出资份额5.14%，上升到2018-2019年的第三名、出资份额7.92%，仅次于美国（22%）和日本（9.68%）。于是，我明白了，敢情这是来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