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让人沮丧的事实：没有人知道爆品是怎样产生的。

但是，就像梁启超的“自谦”：“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还是有一点咯”，有关爆品的理论还是有很多的。同样的道理，麦克洛斯基在她的《如果你那么聪明》中也解释过，如果一个人声称掌握了一种一本万利的诀窍，而你只需要给他点钱，他就愿意倾囊相授，这就好比他说“你给我10美金，我就告诉你一个满大街去捡500美金大钞的法子”，这是骗子呀！但不幸的是，大家都期待上这种当，我认识的人里就有不少，轻的搭上大半天功夫领几个鸡蛋，然后某天被骗去买质次价高的产品，重的赔进去身家性命，还念念不忘翻盘，或者换一个高人指点“短平快”的速富法门。

投机是个中性词，并不一定总是站到倒霉的人或者受剥削者的角度看具有贬义。总想投机而不得的人，可以看看《纸钞屋》。这部2017年西班牙的剧集，尽管有个看似山寨滥造的名字，却是个不知不扣的原创，而且是天才原创。昨天刷完第四季，我找来有关这部剧集的纪录片看，很受启发。

一部没有国际巨星的作品，怎样获得国际关注呢？“Going viral”可能是让所有期待“红”的人辗转反侧的事。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一些道理的原因是因为“民族的”一般能说明原创性，独特，不同于世界广泛认知的陈词滥调。西班牙能拍出《纸钞屋》，令人意外而惊喜，毕竟全球娱乐大本营一直是美国。小制作不代表粗制滥造，这是很多爆品已经证明过的，而制作也包含选题。

“怎么样抢劫到20亿欧元呢？”这个问题异想天开，一部正经的作品以此为主题，观众首先会好奇，其次会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因为条件太苛刻（抢劫而不滥用暴力），而目标太宏大（不是抢劫银行金库，而是抢劫皇家印钞厂）。光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抢劫团队还要有执行力，最重要的，不同于观看钟表般严丝合缝的运行，人是会犯错的，而错误带来冲突，冲突带来人物互动中的危机和解决，这才是观者兴趣所在。

娱乐业建立的基础并不只是人们的好奇心，还有同情心和在现实世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对钱、对性、对权力、对不能掌控的时间的欲望。这部剧里都有。如果抢劫计划的大脑“教授”是个油腻大叔，恐怕要丢掉大半观众；如果推动剧情的功臣、以冲动为设定的女主角Tokyo是个死理性派，恐怕就不会有狂热的粉丝把女主高清肖像文满大腿了；如果团队里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没有背景有点不靠谱、行为有点不着调、说话有点无厘头的外行，那么这部剧就成了警察学院宣教片了。能在角色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但不要太多，这是人物塑造成功的关键。我们只想知道角色在那些极端情况下表露出来的普通人的一面，比如如何通过满身涂满污物捅歪鼻梁骨撕破衣服装扮成流浪汉而从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脱，比如怎样因为人质主动勾引而放下敌我对立最终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发展到至死不渝的爱情。极端情况下的一点点普通人的表现，而不要平庸生活场景中的一点点“超人”作为。没有人想花上几个小时看和自己没什么区别的人困在生活的琐碎里，除非她是卡戴珊。

打破现实和理想的分界线，但要善用象征手法。说实话，一帮身穿红色连体衣头上戴着达利面具的人，端着枪，站在肃穆庄严的古典建筑大堂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多么荒诞而又具有批判现实意义的意象。在《V字仇杀队》之后，全世界的民众抗议活动都有了共同的象征，就是那张留着山羊胡的面具，那是革命、是愤怒、是不屈服。而近几年，达利面具，红色连体工作服，不断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平民抗议活动中。每一代人每一次运动每一个事业都需要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套话语体系，爆品制造的就是这些，是一套区别于主流的暗语，让身在其中的人感到归属，并觉得因独特而“酷”。不信你看布尔什维克的镰刀和锤子，或者基督教的十字。

基本功做足了，就能红吗？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量变带来质变，那么那么多期待“红”而不够红的“网红”们，那么多兢兢业业的自媒体从业者们，那么多专业的导演和演员，甚至那么多着实下了苦工的商人、学者、政客，岂不要让成功的道路上人满为患？事实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一点运气。也许就是因为亚瑟小子听闻Justin Bieber，后者才脱颖而出，不再是成百上千加拿大热爱音乐而又有差不多才华的少年。同样的，不是每个人运气都那么好，能去总理的经济政策会议上列席，去马云的湖畔大学上课，去赴巴菲特的午餐。

自认为追求“爆品思维”—一种为了“红”而实践以为能“红”的方法论的思维—是几率很低的赌博。而听“爆品”创造者讲述经验和教训，又会上“幸存者偏差”的当。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也许可以以平常心一夜爆红，像那位一边吃面条一边纵论天下的收废品大叔；也可以以奋力追求过一种平庸的生活，像那些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明星”“著名专家”“一级书法家”“商业精英”和“杰出青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