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京上海深圳三市专车新规出台，与中央精神相悖，更加凸显出共享经济在中国的遭遇。以下是2016年初的一篇旧文，彼时，房地产还没有今日的疯狂，创投圈还未见今日的衰颓，但共享经济却遭遇了同样的艰难。

看到优步（Uber）广告在北京的大街上出现，看到Airbnb（一种房屋共享短租软件）出现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告牌上，看到快的打车、神州租车之类的本土叫车软件开始大张旗鼓地打广告，三十几年市场化改革借助移动互联网有了新的应用形式，老一辈改革先驱们泉下有知，可以有一丝欣慰。

自2007年美国法学教授 Lawrence Lessig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出“共享经济”的概念以来，随着移动终端硬件技术和软件系统的发展，各种传统经济形式在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辅助下，产生了新的盈利形式，也继而带来了新兴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具有以下特点：移动互联网为平台，连接人的需求为根本，社交属性为表现形式和增长动力。对这种新兴经济形式广为主流接受的名字有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出租经济（rental economy），临时工经济（gig economy），和随叫经济（on-demand economy）。究其共性，都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便捷，尽力弥平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经济形式的对比之下，凸显出移动互联网经济的信息畅通、交易价格相对低廉、服务相对优质，和选择的多元。与传统交易形式忽视人们的社交需求不同，移动互联网经济具有移动互联网的双重属性：既依托移动终端的智能化实现随时随地互联，又有传统互联网可靠和稳定的基本功能，诸如社交网络、支付体系和身份识别等。

从最初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分享平台，如维基百科，到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如Facebook，再到转换到移动终端的O2O服务，如各类电商和服务提供商，移动互联网经济始终遵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需求大于现有供给的时候，如无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新的供给会由企业家创造出来。反过来说，如果传统的交易实现形式是满足人们需求的，则新兴的移动互联网参与者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很简单，无利可图的事情很难让人产生兴趣。优步和Airbnb之所以有市场、有人用，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服务，而这种服务正是人们需要而未得到满足的。

然而，无论海外飘来的优步还是本土借鉴产生的叫车软件都没能逃过在中国受到围堵的惯例。最新近的例子，可能是天津这个社会民生方面无所作为的城市又开始大肆打压优步专车服务。在套牌出租车、报废出租车横行街头，而监管部门充耳不闻的情况下，打击优步专车，让人匪夷所思。如果不是这两年资本市场由于房地产疲软、金融市场动荡而有大量闲置资金从而热捧移动互联网产业，恐怕本土化的共享经济案例也不会很多。究其原因，移动互联网经济有着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市场经济形式相同的命运。

回顾激荡三十年中崛起、衰败、转型、繁荣的各个民营公司，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打破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垄断和管制，在当局划定的范围内从事以市场规律为指导原则的经济活动。相比于计划经济，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要素价格、运营成本、销售价格按照市场的供需定律波动，不再是凭空想象的计划价格，也不在是“特供”，这无疑让全世界体量最庞大的人群享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福利，享受到了自愿交易带来的一系列好处，比如人的自尊、对财产和生命的权利、约定规则的保护，和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

那么回到当下十分火爆的移动互联网经济上来，叫车软件、租房软件、临时工服务软件、移动医疗软件，甚至移动教育软件，它们是否让人们享受到更大的便利和福利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借助它们，我们不用再忍受出租车无理拒载态度恶劣，我们可以享受网上购物送货上门的便利，可以专心休假或者工作，而让清洁工上门打扫房间，可以随时随地网上问诊，甚至可以在随时决定并开始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这才是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真正的福利。然而，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对优步的反对之声，对Airbnb的质疑，对Pager（一款美国的移动医疗应用）的反对。稍一留心就会发现，这些反对与质疑无一来自消费者。作为科技福利的享受者，广大消费者们当然不会反对为自己的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节省了大量金钱、精力和时间的移动互联网经济。高声反对的除了同业竞争者，就是监管当局，而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新的技术创新危及了他们的利益。一个典型而不久远的例子是驾驶马车的人们对火车的抵制，结果我们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或许更具有启发意义。

长久以来一直是垄断重灾区的出租车行业最具有代表性。经过市场经济转型初期出于规范行业而采取的执照运营之后，出租车行业已经成为低质、高价、垄断的寻租典型代表：黑车司机与出租车司机之间除了隔着高昂的牌照和车辆购置费，还有各种看似合理实为摆设的年检、贴牌等收费项目，本来的对立部门运管当局则在收取初始垄断牌照费用之后，成为维护行业垄断的看门狗，而出租车司机也作为既得利益者，通过抬高车辆牌照转让价格，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各地的出租车从业者们，三天两头由于燃油费用上涨、运管部门打压、黑车排挤和最近的叫车软件竞争等举行外人看来荒诞不经的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在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同时，也一再证明市场经济多元的商品选择中，出租车并非不可或缺。而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垄断体制的受害者：只要中国想要维持经济增长，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就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少的管制，对他们而言，这体现在垄断地位的削弱和最终的丧失。他们手中数十万买来的牌照将越来越不值钱，而这罪魁祸首正是他们在“围堵”叫车软件时的亲密战友，各地的出租车运管部门。

优步和各类本土叫车软件在各大城市遭遇的约谈、限制和禁止，并不是因为消费者，也即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这种服务形式，而是因为垄断利益集团借助行政权力，悍然践踏“三个代表”对人民群众的许诺，也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行政当局的诸多规定，名为规范行业，实为设置进入门槛，进而实现行业垄断，最终自行定价，达成一个不利于消费者的卖方市场。北上广等城市叫车软件的流行让人欣喜，说明垄断不得人心，市场化的自愿交易早已作为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人们的脑子里扎下根来。而同时，在天津这类发达沿海城市中对叫车软件的禁止和随意处罚，不仅让人们怀疑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也让人们质疑运管部门一方面对黑车不作为、不管理，另一方面对专车乱作为、乱处罚的合理性何在。

与优步的际遇不同，Airbnb这类的租房软件在一些城市受到反对，与当下老百姓产权意识淡漠有关。经过多年计划经济的残害和公有制的熏陶，很多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意识淡漠。这不仅体现在对他人产权的不尊重，也体现在对自身产权的不熟悉。在充满漏洞的《土地管理法》和现行土地制度下，城市建设用地的产权仅以“残缺”的形式为业主所有。握着房本的业主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对住房仅仅拥有70年的处置权，也并不确切地相信一扇门外邻居把自己的房子租给谁与自己无关。很多人将Airbnb在中国的冷遇归结为中国人信用体系的残缺，这种解释并不全面。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是对私有产权的明确和保护。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们缺乏对个人权利的认识和尊重，更不要说对他们权利的保护。而这种缺乏的原因在于法治不健全，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对个人权利予取予夺、肆意践踏。Airbnb的房主们遇到的正是这样一帮不懂得尊重他人权利，却又有着先天“责任感”的邻居。

而渐渐兴起的移动医疗应用越来越成为现行医疗体制的挑战者。通过线上咨询，线下诊断，移动医疗应用越来越成为这个快节奏社会人们的选择。除了对过度集中的医疗资源、过分无能的监管部门，和过高服务费的“黄牛”们的失望，病患通过新的移动应用自行降低医疗支出，其中最昂贵的无疑是等候时间。按照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理论，本来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一些原因而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这些原因可以是产权界定不清或者存在管制，这种现象叫做“租值消散”。在中国这个广泛存在管制和设租、寻租的社会中，医疗体制弊病尤甚。通过使用新技术，新的交易形式和交易工具，使病患获得医疗服务的成本降低，这就留住了本可能消散的租值，有助于提高社会总福利。从这个角度看，当下流行的各种移动服务类应用都具有“留租”的功效，对社会的总福利提升是大有好处的。至于移动医疗的从业医生们能否真正实现“多点执业”，自由执业，这已不仅事关医生利益，而且关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大局。如果不打破行政部门对医疗行业的垄断，不改造现有的医疗管理体制，那么控制医疗费用上涨和实现医疗保险可持续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成熟，更多的新形式会不断涌现，并且人们发送需求的方式也不一定是通过手机。各种可穿戴设备和智能硬件，都有可能成为终端。但不变的是，你需要的服务，都可以随叫随到。这是世界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和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机会，如果任由与民争利的监管部门大肆打压新兴经济形式，则中国梦前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