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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市也是有生命的,那么其生命力的源泉在于年轻人的数量和活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听到分析人士对当地人口流动性和人口结构的观察。而各市政当局也越来越重视年轻人口及其创新能力,强调城市发展的动力是为这些高质量的生产力提供更多机会,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基础型和服务基础型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年轻人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建立在其受教育程度和创造力之上,仅就教育而言,合理地分配资源和机会,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协作让有意愿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有机会走入学校,这不仅事关教育公平,更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息息相关。在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教育资源稀缺、人口膨胀,而行政权力垄断资源配置的背景下,不妨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经验,考察他们如何用市场的手段、用社会企业的方式解决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公共物品”问题。

 

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市(Kalamazoo)是个“小而可爱”的典型,这个“县级市”的人口仅26万人,城市人口不足八万人,却是密歇根州的中等规模城市。这个小地方最广为人知的原因除了是西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所在地,更因为一个叫做“卡拉马祖承诺”(Kalamazoo Promise)的奖学金计划。作为人们公认的“最适合年轻人的美国城市”之一,这个小城拥有极低的老龄人口比例(3%左右),18-64岁的人口比例高达64%,失业率在整个西南密歇根地区最低(4.4%),而人口却在金融危机后不降反升,这与当地的社区建设、工作岗位创造和文化都有关系,而很多人相信,这其中也有“卡拉马祖承诺”的功劳。

 

建市150年来,卡拉马祖从最初的“芹菜城”到后来的“造纸城”,再到现在“财富1000大公司”中的20家把总部或者工厂择址于此,包括高科技医疗器械公司史赛克公司(Stryker Corporation)和曾经享誉一时的制药公司普强公司(Upjohn Company,后与法玛西亚和孟山都兼并),与同规模的国内城市相比,格局则天壤之别。富有慈善精神的企业家在这里也不乏其人,不同于美国其它的大牌慈善机构,2005年,卡拉马祖市的几位富豪匿名创立了“卡拉马祖承诺”,虽然各种猜测指向当地几位有高等教育背景和热心教育事业的富豪,但捐献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无人知晓。这个“承诺”保证所有毕业于卡拉马祖公立学校、在此地定居并在当地就学四年及以上的学生,都能够得到赴本州(公立或私立)大学学习的学费和其它固定费用的支持。根据在卡拉马祖定居时间长短和在当地公立学校中成绩的不同,毕业的高中生甚至可以获得100%的资金支持,并且这一支持可延长至十年之久。这在美国大学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大学生贷款负担深重的背景下,成为很多贫苦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

 

这个“承诺”也成为卡拉马祖市人口流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拉动力,其对城市形象的提升大有助力,对招商引资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原因在于,这是一个基于地域的奖学金项目。之所以“承诺”对申请者的当地定居年限和在当地公立高中毕业做出要求,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外来人口流入,鼓励学生家庭为了教育来卡拉马祖定居。这个项目证明了当人们视教育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时,基于地域的经济发展是可行的。而“教育是最值得投资的事业”正是“承诺”创建人们坚信不疑的。

 

卡拉马祖的人口和入学率在1970年至2010年间经历了高达15%的下降,而这一趋势在“卡拉马祖承诺”创立后的5年时间里终得扭转。在“承诺”创立三年后,当地高中生毕业率提高了9%,近85%的当地高中毕业生受益于“承诺”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而“承诺”对于黑人学生的意义更大,其获得高中教育的比例提高了13%。创立十年后,90%的卡拉马祖高中毕业生都得以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卡拉马祖承诺”的带动作用也不容小觑,超过35个美国城市开始引进类似的“承诺”,尽管设计和资金来源所有不同,但同样致力于助益当地教育,为年轻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2010年,奥巴马总统出席了卡拉马祖中心高中Kalamazoo Central High School)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数次提到“卡拉马祖承诺”,赞扬其对社区团结、青年潜力、和教育重要性的贡献。迄今为止,“承诺”已经支持了五千名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其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过捐献金额之巨,更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城市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既定的地理、气候和规模条件下,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制度优劣是一个城市能否保持经济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的主导因素。从人的城镇化角度来看,人口结构决定了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创造创新能力和开放包容程度。一般来说,生育率高、年轻人占人口比例高而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更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也更容易获得城市存续的能力。反之,有机的城市也会暮气沉沉、颓然老去。城市间的竞争从表面看来是生产要素的竞争,本质上是人的竞争,一个人口不断流失的城市和一个人口不断增长的城市,其前景自然不可相提并论。但人的竞争还要归结到生产力的竞争,也即青壮年人口的竞争。

 

“教育移民”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下的产物,这种现象在中国极度依赖政府和行政权力配置教育资源的背景下尤为显著,而以教育为胁迫条件而非投资前景为由,进而出台控制城市人口的政策,这如果算不上邪恶的话,也至少是愚蠢之至的做法。忽视教育对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无视教育移民对当地城市发展的贡献,轻视年轻人口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这是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政策之失。在当代全球城市治理的实践中,没有一个成功城市的市政官员会以赶走了多少人口为政绩,没有一位市长会以限制了多少城市人口的增长为光荣,也没有一个城市的官员会为特权阶层的一己之私罔顾“包容、和谐、发展”的城市形象和发展战略。与其将城市资源集中到生产力和创造力低下而行政权力集中的群体中,不如为城市长远发展考虑,革除为年轻人设置障碍和门槛的痼疾,摒弃对教育移民家庭的歧视和敌意,而转变思路,创造能够吸引和适合年轻人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在城市中扎根落户,为经济发展贡献才智。应该看到,一个对年轻人友好的城市,才是具备巨大发展潜力的城市,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城市,才是有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本文首刊于《经济观察报》2016年10月24日7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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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杰

马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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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科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EO,朝圣山学社成员,法国高等欧洲研究国际中心(CIFE)副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希腊《文明对话》专栏作者。对气候变化政策、国际关系和制度变迁感兴趣的专业英语翻译。握着入场券,在人生的游乐场里乐此不疲的旅行者。 过往经历:在伊斯坦布读过书,在尼斯上过学,在柏林听过课,在布鲁塞尔做过实习,在慕尼黑建过电厂,在万湖划过船,在红海潜过水,在马尔马拉海看过落日,在特洛伊吃过Kebab,在阿姆斯特丹骑过自行车,在斯德哥尔摩开过摩托艇,在梵蒂冈写过信,在摩纳哥吹过风,在巴黎开过会,在开罗爬过山,在白宫外跑过步,在故宫里排过队。提到的地方都不是重点,没说到的才有的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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