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一个育儿悖论是，要不要为了让孩子更自然地适应数码产品而早些让他们使用这些产品，或者，要不要为了保护他们的注意力和人性而防止他们过早暴露于数码产品。即使家长有过这样的思考，能够在孩子面前做到不看手机，或者节制使用数码产品的，还是凤毛麟角。

可能是我老了，只要看到家长和孩子相处时抱着手机，而且是见缝插针地抱着手机，要么字斟句酌地回复别人的信息，要么讲满一分钟的语音留言，我就想过去把手机夺过来，摔个稀吧碎。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从十年前的诺基亚到现在报复性消费沦为数码产品的数据收割来源，落后文化一旦向先进文化开放，必然会产生一种未经省察的全盘接受，泥沙俱下，缺乏甄别力的人就不可避免沦为猎物。这种观察适用于新理念，新思想，新工具，新的审美。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那个时代是美国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跟现在的中国很像，遍地繁华，危机四伏。“镀金时代”就是随着“大萧条”落幕的，咱们这个落幕，可能要从疫情爆发而没有全民发通知的那七天开始。20世纪二十年代也是美国人开始大量阅读的时代，纽约的联合广场南面有片街区曾经遍布书店，最多的时候有48家，现在只剩下享有“全球第二大旧书店”美名的Strand Bookstore，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那时候电报刚刚发明，收音机还要等一等，电影是主流的娱乐方式，读书随着美国人识字率的巨大提高（高中毕业人数占人口比例从1900年的30%增长到1930年的70%）而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报刊开始创刊，丰富人们的生活。

像《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纽约客》创立于1925年，最繁盛时期，仅纽约就有12种本地日报。也是在那个时期，小报（tabloid）这种英国发明的舶来品到了新大陆。“小报”（tabloid）这个词起源于药品，我们平时买药看到一板一板的药片或胶囊，就是这个词，小剂量的。这个词后来成了各类浓缩按量提供的事物的代名词，也包括新闻故事。英国报业大亨Alfred Harmsworth是小报之父，在“戊戌变法”那年在伦敦创办了《每日邮报》（Daily Mail），其中都是短小精悍的文章，夹杂坊间传闻，花边故事，煽动性的不实之词，而售价又比市面上的大报便宜一半，一时洛阳纸贵。

Harmsworth之所以创办小报，是因为他有一个商业直觉—尽管今日之媒体标榜自身正义，本质上媒体仍是一门生意—那就是能够节省时间获得资讯的产品必定有市场。他想的是对的，读一本书一般是比读一份报纸费时的，这就像读武侠小说比读海明威或者康拉德这类需要读者带着脑子的作品要省时间。他曾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合并和集中的世纪。世界今天到了二十世纪或曰节省时间的世纪。我宣布，我的这套压缩新闻或者说小报新闻系统并不只是充斥风流韵事的报摘，还是一种节约时间的技术。”他说的没错，小报的最大受众就是不爱动脑子而想找点刺激发泄下情绪的人，他们节约下的是思考的时间，是辨别真假和是否正在被洗脑的时间。

当时媒体竞争之激烈，不亚于现在美国各大新闻网、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之间的竞争。到底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回答这个问题的是George Gallup，就是后来几乎被视为公众意见代名词的盖洛普。他的结论是，媒体面对的竞争本质上是人们注意力的竞争，任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报纸上吸引到别处的东西，都是竞争对手，甚至包括开车和去杂货店买菜，而人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告诉他们事实、引发他们思考的新闻，而是能够带给他们乐趣的新闻。这触及新闻的另一个本质，也就是娱乐，就像人们看到小丑会发笑，看到别人摔倒出洋相会情不自禁，廉价贩卖让人感到自己聪明、正义、道德优越的新闻故事的小报，因此流行至今。

他的洞见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只需看一看网红经济，看一看身边每个人抱着的手机如饥似渴地阅读实时资讯，生怕被落下就知道了。由此说回养育儿女这件事，现在的孩子真不容易，以前要和工作竞争父母的注意力，现在要和手机竞争父母的注意力，胜算还越来越小了。

所以，我呼吁，救救孩子，远离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