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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Elon Musk的演讲,都觉得这个人已经超脱人类的范畴了,看他生孩子的速度,差不多要奔着组团进军太空的目标去了。从互联网泡沫中幸存的几个硅谷投资人,都有些不合时宜的抱负,像谷歌的Larry Page把精力都放到长生不老上,Bill Gates则关注解决人类面对的疾病和传染病,Peter Thiel近些年都在宣扬对AI和大数据技术滥用会造成灾难,而今天占据媒体头条的Musk则全副身心烧钱去太空、去火星。我不敢想象,如果乔布斯还活着,我们能期待什么,或许是最终战胜癌症。

 

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们确实很脚踏实地,把钱都花在能产生更大回报的地方,养猪的养猪,开学校兜售成功学的兜售成功学,或者躲在人们的注意力之外,继续做着为虎作伥或者助纣为虐的勾当,枉费那金闪闪的海外名校学历和人们的期望。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讲,我们无权要求别人做什么,刘特佐吭哧吭哧机关算尽,从马来西亚政府手里骗走几十亿美金,或许会有人觉得那是本事,也未见得。从最近瑞幸咖啡的始作俑者深陷丑闻,或可得一孔之见:一个为逐利而逐利的企业家和公司,可能会因为商业环境和制度环境赚到钱,却难说对人类社会能有什么积极贡献。

 

这样说的原因,远了可以讲到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向来以器物性压抑创造性的封建社会,没有给四大发明提高生产力的更大空间。每次看到Age of Invention的简讯,我都深感不安,不是我们没有创造力,而是在不鼓励创造力和理想主义的环境里,真正的创新要么枯竭,要么被窃,要么遭禁,要么,在别人的手里发扬光大。四十多年来,改革和开放并提,其实决策者很清楚,开放就是改革,开放是双向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本身就是改革的内容,打破的条条框框在开放之前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打破的必要,以至于今天,人们对开放仍然持一种口不对心的态度,怕引进来洪水猛兽,以外国门之外虎狼丛生,却不知道一个封闭的中国根本没有在世界上与别国竞争的能力。

 

我们能想到的中国的企业,看它们创始人的故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为了生存。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企业家们,最朴素的想法是,既然没有铁饭碗可捧,只好创业,只要混口饭吃就行。这也导致很多现在已经体量巨大的企业,仍然没有摆脱活着就行的最低要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太多,市场环境的交易成本过高,行政干预过大,财税负担太重,人才素质不足,以及最根本的,产权制度和法治环境不健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创业,这是很多企业家的苦痛过往,甚至也是他们此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心怀星辰大海,指望某天也能以中国创造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这实在是痴心妄想了。

 

为了满足很多善良人的虚假期望,确实有富于创造力又对形势认识精准的人出现,一方面迎合了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迎合了资本市场逐利的本性。于是,远的我们还记得在全国推广水变油的发明家,近的我们也还记得水变氢气的青年汽车,和下周回国的贾跃亭。退一万步说,他们本心是真诚的,就像相信能战胜MMA专业选手的太极拳宗师,他们融资的手段是符合法律法规的,就像引爆对中概股公司集体审查的那杯咖啡,甚至,有人说如果Musk没能成功把火箭送入太空并回收第一级,他也不过是个大忽悠。然而,为了证明自己不够那么好就天天宣扬别人的败绩和不堪,难道这样我们自己就变好了吗?不从根子上找原因,不把培育创新的土壤准备好,指望动动嘴皮子,画画地图或者编造几个新词,创新能力就有了吗?

 

星辰大海在等着我们,但愿这个曾经片板不许入海的国家已经真的不再像五百年前那样害怕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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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杰

马俊杰

25篇文章 1小时前更新

昂科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EO,朝圣山学社成员,法国高等欧洲研究国际中心(CIFE)副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希腊《文明对话》专栏作者。对气候变化政策、国际关系和制度变迁感兴趣的专业英语翻译。握着入场券,在人生的游乐场里乐此不疲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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